中国石窟寺最后的辉煌

安岳石刻卧佛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八庙乡卧佛沟内，中国是石窟寺最我国现存最大的唐代卧佛，卧佛上方的后的辉煌释迦说法图造像主次鲜明，栩栩如生。中国四川境内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众多，石窟寺最内容题材独具本地特色，后的辉煌在中国石窟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中国地位。

引子：四川、石窟寺最四川人和四川文化遗产

在秦王朝将四川地区纳入版图以前，后的辉煌这里存在着蜀和巴两个古老的中国王国，蜀控制着盆地西部的石窟寺最平原地区，巴则占据着盆地东部的后的辉煌岭谷地区。据史学家研究，中国四川盆地内自夏代后，石窟寺最一直是后的辉煌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控制的区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古蜀文化系统——即使不计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也先后经历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和青羊宫文化(即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连续、稳定且持久。正由于四川盆地文化传统的高度稳定，使得秦灭巴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文化仍然以其确定的方向和惯性继续保持。

蜀既是一个古国的称号，同时也是一个古代族群的称号，该王国尽管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个王朝，但“蜀”这一称号却贯穿始终。正因如此，“蜀”这个名称给后来四川的人们以极深的印象。之后在四川割据的地方政权，如刘备建立的蜀汉，王建建立的前蜀、孟之祥建立的后蜀，每每沿用“蜀”这一古老称谓。

在秦王朝的直接统治下，四川与王朝中心的联系加强。秦王朝又通过原先蜀国的中心成都，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传播到整个四川及周围地区。在秦朝覆灭后的楚汉战争中，四川是汉王朝建立的后方基础和依托，成都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地位日渐重要。至西汉中后期，四川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正如严耕望所说：“史公《货殖列传》述巴蜀物产之饶，但尚未称成都为‘一都之会’，《盐铁论》亦未列入‘天下名都’。至西汉末年，蜀郡已为全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成都一县著籍民户七万六千余，仅次于长安；加以工商发达，已得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列为天下五都，为当时长江流域唯一之第一等大都市。”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其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到汉景帝时期，庐江人文翁担任四川长官，创办学校，开全国风气之先，齐鲁儒家学说从而风行四川，彻底改变了古蜀传统。《汉书· 循吏列传》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今天，我们在分布广泛的汉代崖墓、雕刻精美的汉代石阙、特色鲜明的汉墓装饰(画像砖和画像石)以及造型生动的随葬陶俑等遗存中，都能领略到大汉时期四川独有的区域文化特色和艺术价值。

四川是容易使人产生神秘感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三具凸目尖耳大铜面像，其原貌就是人首鸟身的大神。在三星堆人的宗教观念中，太阳神是天上的神祇，地上有主管人间的神祇，在天神与地神之间，可能还有一位掌管云雨水气的神祇。三星堆三具人首鸟身的神祇，很可能与后来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有着某种源流关系。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宇宙最本源的东西，被老子归结抽象的“道”，并比喻为形象的“水”，有了水，才会有天地。也许正因四川盆地有着这样深厚古老的宗教氛围，这里才成为早期道教形成的重要地域之一。

当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佛也被作为道教的仙佛之一而得以采用。在彭山县东汉崖墓中，在汉墓出土的铜制摇钱树上，我们都能看到早期佛像的身影。但直到南朝刘宋时期，受当时南北方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影响，四川才出现了较成熟的佛教与道教造像，这种造像形式和风格以该区域的首府成都为中心迅速蔓延开来。

作为宗教造像的重要类别之一，石窟寺观及摩崖造像需要有适合的山体崖面、强烈的宗教驱动、流行的开窟造像风气和稳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而诸多条件蜀地兼备。四川盆地中广泛分布着石质细腻的山体，自东汉以来，就有开凿崖洞作为墓葬的传统。四川佛教在汉晋时已有传布，南北朝时期更成为一种普遍信仰，当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佛教造像风气传入四川以后，佛教徒以及稍后的道教徒就纷纷在山间崖壁开凿窟龛，建立石窟寺观。从安史之乱开始，尤其是黄巢攻克长安之后，一直到北宋前期，中原凋敝，四川却政治平稳，经济发展，西京长安甚至东京洛阳的著名僧侣、文人和佛道教徒翻越秦岭巴山来到了四川盆地，依托此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将四川的文化、宗教和宗教艺术推至发展的高峰。唐末至宋初，四川盆地一度成为全国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影响所及，北至河西敦煌，南到南诏大理。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观在全国分布最密集，摩崖造像在全国数量最多，宗教类型和题材内容广泛多样，并且在中国北方地区石窟造像之风普遍衰落以后延续发展并达到高潮。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大足石窟，都在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由于唐代直至南宋，蜀地长期承平，加上宋朝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四川官民对于战争已经全然失去了防范意识，军事防御形同虚设。当蒙古大军南下，大部分四川州县迅速为蒙军攻占。元朝平定四川后，富庶的川西平原板荡灰烬，首府成都已为废墟。先前唐宋的流风余韵，余息奄奄，但还尚有几分精神。

最大的劫难开始于明末清初，半个世纪的战火纷飞，让四川的社会经济体系被彻底摧毁。四川固有的传统文化已经基本中断。延续了千年的成都文翁石室，在战火中失去了踪迹，这是四川秦汉以来文化传统中断的一个标志。

所幸，今人还能在博物馆、在深藏于巴蜀山岭间的石窟寺观、在山野田间的某一院墙间，感受曾经的蜀风汉韵、唐宋遗音，在无数自然灾害、人间战争和文化革命之后余生的这些丰富的文物和遗迹，让四川成为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它们对华夏文明的意义深远而重大。在经济飞速发展、收藏持续升温的现实中，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珍惜这些祖先留下来的财富，是考古工作者和公众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至于四川的另一半——包裹着四川盆地西半部的川西北高原，给居于盆地内的人们无数想象。传说最早统一中国中心地区的创始人夏启及其父大禹就生于川西北山区，岷山之下还有大禹出生地“石纽村”、“刳儿坪”等圣迹(西汉杨雄《蜀王本纪》)，以至秦汉时期被流放四川的人们，都要美化自己是“追随大禹的足迹”。早在史前时期，进入成都平原的古蜀人，也认为自己的祖先或祖先神蚕丛居住在“岷山石室”。他们想象在这终年积雪的高山上，一定居住着比大禹、蚕丛更伟大的神祇。这个大神先是被想象成具有几分自然神色彩的太阳落山后所栖息的巨大神树(三星堆的大铜神树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下的创造)，以后又被想象成老虎形状的“开明兽”和“西王母”，最后演变成坐在龙虎座上、拥有长生不死药的美女形象“西王母”。顾颉刚等学者归纳中国远古神话有两大系统：以西方高山为背景的昆仑神话和以东方大海为背景的蓬莱神话，而壮丽的昆仑神话便是四川先民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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